「台大民歌」就是在此時空背景下，於 1976 年應運而生。周陽山與我在師大附中就是同屆同學，高三時他擔任附青社社長，我是主編，兩人一起編輯/出版一年一度的校刊「附中青年」。進了台大後 1976 年我們大二時，他擔任畢聯會總幹事，負責統籌 1977 年畢業同學的紀念校刊、禮物等一切事宜。
於是陽山找到我這位老戰友幫忙。我說再搞一次畢業校刊太累，我不但沒興趣，也沒那美國時間。至於畢業禮物，我則建議不妨作張民歌專輯，既順應潮流，亦可作為永久紀念，何樂不為？而不要像以往只送些鋼筆、書籤等雜物，毫無保留價值，同學們很快便會棄之如敝屣。我倆對此主意一拍即合，隨即得到應屆畢聯會楊光中會長的首肯與支持，指派我們著手積極策劃。從徵稿，遴選，到錄製，前後花了大半年時間，終於在 1977 年春應屆生畢業典禮前，如期出版。
只不過那時還是戒嚴時期，在校所有刊物都須經過軍訓處批准才能發行。一向行事謹慎保守的審查教官硬是强迫我們在唱片標題塞入「實驗」兩字才可放行。不論我們如何堅持我們是玩真的，而不是在「實驗」，都無法説服他。最後我們只好接受只把「實驗」印在封底，作為雙方各讓一步的妥協。也算是這張專輯製作過程結尾時一小段有趣的插曲吧！
不幸的是，發行後的「台大民歌」印證了今天的一句網路名言：＂理想雖很豐滿；現實卻很骨感＂。作為畢業禮物，當時我們自認嘔心瀝血創作的民歌專輯，對台大人一定具有特殊意義。然而大部分應屆畢業生收到這張唱片時卻毫不領情，甚至義憤填膺 — 要知道，該禮物是每位大四同學註冊時被強迫中獎的預購品。他們原本以為會收到什麼寶貝東西，結果卻是張破唱片！很多人不願花一丁點時間把它放上＂唱盤＂，至少耐心試聽一下，卻是第一時間就在校園裡將唱片當＂飛盤＂給射進杜鵑花叢了。
禮物發出後的第二天上午我經過椰林大道時，赫然發現＂滿城盡是「台大民歌」＂！大概花了校園清掃大哥們不少力氣，才把這些「垃圾」清除乾淨。我也縮頭縮腦地快步撤離，生怕有畢業生認出我來，把我痛毆一頓！
不可諱言，當年畢聯會經費非常拮据，我們只用得起在萬華的一家設備非常老舊的蹩腳錄音室。且我們能約到的錄製時間極為有限，重錄次數被嚴重壓縮，造成唱片的音質、音效都奇差無比。加上沒錢找專業人士幫我們改良修飾、完整編曲或代為演唱、伴奏等，最終作出這張結構單薄、品質粗糙、聽感宛如留聲機世代的唱片，也就情有可緣了。
在此也要向當年那些射飛盤的學長們說聲抱歉（50 年來一直沒機會）！要是換了我收到這個禮物，恐怕也會如法炮製。